宫廷唐卡

对于唐卡绘画的流程，汉地一直不甚了解。元明时期，内地所谓的唐卡主要以缂丝和织锦为主，真正宫廷绘画的唐卡几乎不见。虽然《元代画塑记》有宫廷画佛坛和使用西番颜料的记录，但尚未见到唐卡绘画流程的正式记载。康熙勅纂的《渊鉴类函》中称这种绘画为“彩涂白”，并引《画继》谓：“西天中印度那烂陀寺僧多画佛及菩萨罗汉像。以西天布为之，其佛相与中国人异，眼目稍大，口耳俱怪，以事挂右肩，袒裸坐而已。先施五藏于画背，乃涂五彩于画面，以金或朱红作地，谓牛皮胶为触，故用桃胶合柳枝水，甚坚渍。中国不得其诀也。邵太史知黎州，尝有僧自西天来就公廨，令画释迦。今茶马司有十六罗汉”。
所谓宫廷唐卡，一般是指在宫廷内绘制的唐卡和进贡的唐卡。故宫唐卡大部分是收藏在箱柜中的画像，所以至今大多品相完好，色泽如新。宫廷唐卡有单幅画和成堂的组画，尤以组画最为精彩，组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对研究唐卡艺术风格与图像学有着重要的意义。故宫博物院唐卡全部为清代宫廷旧藏，共一千多幅。宫内绘制的作品是由皇宫中中正殿念经处的画佛喇嘛以及宫廷画师绘制的，中正殿是紫禁城外西路一处供皇帝使用的佛堂，中正殿既是宫中最重要的佛堂之一，又是一个皇家寺庙的管理中心，能够对宫中皇家佛堂法事活动、喇嘛（藏传佛教僧人）、经费使用等方面进行管理和约束，还有办造佛像、唐卡的职能。
进贡的唐卡则是以历代班禅、达赖为首的西藏、青海、蒙古、甘肃等地的宗教领袖，以及章嘉、阿旺班珠尔、阿嘉等驻京的胡土克图、王公大臣进献给皇帝的礼品，这些唐卡大多数是出自西藏画师之手，清宫廷称之为“番画”、“藏画”。除此之外，还有出自苏州工匠之手的缂丝、刺绣唐卡，因为大多数绘画唐卡都出自北京，所以清宫中将其称为“京画”，相应文字在《宫中杂件》中便有记载。
“京画”与“番画”，两类唐卡在基本艺术形式上并无明显的区别，有时很难区分。但由于参与画作的画师不同，“番画”更多的保留着西藏艺术家的本地特点，“京画”直接受到宫廷的影响，艺术形式更多吸收汉地绘画艺术因素，装裱形式更豪华。
由于唐卡绘画所具有的强烈的宗教功能，其制作过程必须有喇嘛参加。中正殿就是喇嘛画匠们绘画唐卡的工作室。清宫内中正殿中有来自西藏的喇嘛画师也有来自蒙古的画家，但绘制唐卡一事更多的是由宫廷画师来完成。这些画师擅长的是绘画国画，并没有自幼学习唐卡绘制仪轨的经过，所以，大量的青绿山水，花鸟祥云，等出现在唐卡中，与此同时画面中还出现了西方油画的写实画法。各种艺术风格运用于唐卡绘画中，形成了独特的宫中唐卡特点。清宫中合作完成的唐卡数量众多，从唐卡的绘制风格上不难看出，很多唐卡也经由过宫中画家改笔，还有经过西方画师补笔的现象。
乾隆时期宫中唐卡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期，雍和宫是乾隆皇帝将王府成的寺院，许多唐卡在当时清中央与藏、蒙古地区高僧大德的酬谢答送中，不断被带入雍和宫的。
宫中唐卡无论是从表现手段和使用材料都极为丰富，而且别有特色。有绘画、刺绣、织锦、缂丝、堆绣、墨刻等多种工艺的唐卡。其中绘画唐卡的布料使用与西藏有明显的不同，西藏用白色棉布或麻布为主；宫中用料明显较广，有西洋布、绢、细棉布等。绘画唐卡又包括以金色作底，用红色朱砂线、黑色墨线勾勒形象的金唐；以黑色为底，用金线勾画佛的形象的黑唐；以朱红为底，用金线勾画佛的形象的朱红唐和用多种彩色颜料绘制的彩唐，彩唐也是唐卡绘画的主要艺术形式。刺绣、织锦、缂丝、堆绣唐卡则一般由苏州工匠按皇宫提供的唐卡样本，采用刺绣、缂丝等各种技法再创作。这些唐卡主要以色彩丰富明亮的丝线为材料，使用多种技法绘织成画面，赋色明快鲜艳，织物的立体质感强烈，具有典雅富贵的皇家气派。
宫中唐卡装裱的用料十分考究，甚至有些进贡来的唐卡也会拆去旧边重新装裱。装裱的材料基本上都是由苏州织造处织造的，有红蓝洋锦边、素洋锦、杂色锦、西番莲片金缎边、镶龙石青片金边、织金缎等，同时也会根据如庆典等使用烘托主题的锦缎。
按宫廷固定形式装裱，轴头用银镶宝石、象牙、紫檀等材质，这是其他唐卡无法相比的。
众所周知唐卡是宗教绘画艺术，是供顶礼膜拜的圣物，所以很少有画师将自己的名字、绘制时间写到作品上，所以唐卡文字题记极为可贵，是研究唐卡的关键。而清宫唐卡基本上每幅背后都会缝有一方写有汉、满、蒙、藏四种文字的白绫。文字内容包括：唐卡进宫的时间、来源、名称、鉴定人、挂供方位。
宫中佛教题材绘画既要结合不同的画风，制作出精美的唐卡作品，又必须能够避免宗教信仰上的分歧和冲突。所以说宫廷唐卡是具有宗教和艺术的双重意义的艺术品。